公元前536年，子产将其主持制定的国家法律《刑书》铸在鼎上公布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。
“子产不毁乡校”这个典故，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郑国。春秋时迁都后的郑国，不过今日郑州附近之一隅，且夹于晋楚两强之间，国际环境十分困顿。子产成为郑国的相国，不毁乡校一节，只是其应对舆情之一面。
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2年。子产拒绝了然明拆毁乡校的建议，体现了一个执政者重视社情民意的政治胸襟。原文载于《春秋左传注（修订版）》下册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：
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。然明谓子产曰：“毁乡校，何如？”子产曰：“何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？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。岂不遽止？然犹防川，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决使道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。”
子产这段议论，有三句话特别精辟，一是百姓“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”。这大概是古代中国的优良传统。这与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要看“人民拥护不拥护，人民赞成不赞成，人民高兴不高兴，人民答应不答应”的决策方针是一致的。二是“我闻忠善以损怨，不闻作威以防怨”。讲的是消除“民怨”的途径和方式。“忠善”的方式是“说理”的方式，“以人为本”的方式，“解决问题”的方式；“作威”的方式是“强制”的方式，“权力至上”的方式。三是对待民意，犹如防川，“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决使道（导）”。措辞是否很熟悉？这话正是来自“周厉王弭谤”那段史实。巧了，郑国的首任国君郑桓公恰恰就是周厉王之子。子产作为相国，大概不会忘记这段本国历史。
子产这段佳话在历代“资治”的著作中多有提及，甚至孔夫子也评价甚高。不过，仔细算下来，当时孔子只有10岁！他的评价是他人伪托，还是后来追记，不得而知。后来有人将此作为郑国的佳话加以推崇，盛赞其民主风气，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黎澍先生在《言论自由古史辨》中对古代的类似事件作过评论，认为没有法律保障的偶然事件不足为凭（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》第五卷）。尽管如此，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，一个当政官员把给当局提意见的百姓当作老师——“是吾师也”，把百姓的意见当作药品——“吾闻而药之也”，毕竟十分难得。
“子产不毁乡校”的故事发生在郑简公二十四年。然而，四年之后（公元前538年），郑国还是那个郑国，子产还是那个子产，却爆发了强烈的民怨。据《春秋·左传》记载：
郑子产作丘赋，国人谤之，曰：“其父死于路，己为虿尾。以令于国，国将若之何？”子宽以告。子产曰：“何害？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济也。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《诗》曰：‘礼义不愆，何恤于人言？’吾不迁矣。”浑罕曰：“……君子作法于凉，其敝犹贪。作法于贪，敝将若之何？……政不率法，而制于心。民各有心，何上之有？”
一项决策，一起风波。这项决策是子产的“作丘赋”，其实是一项税收政策。由于其加重了国人负担，当然引起了国人不满。此时的民怨已经不是乡校对时政的“议”，而是国人对相国的“谤”，子产父子两代都遭到民众唾骂与诅咒。原因很简单，子产的“重赋毒害国人”。值得注意的是子产的三点反应：一是决策依据。他宣称，“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”，“为善者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济也。”封建社会的统治者，为政决策往往打着为了社稷，出于公心的旗号，再悲惨、再邪恶的结局，也会把动机打扮得公正长远。二是权力傲慢。在自我标榜的同时，子产表现出十足的权力傲慢，“何恤于人言？”“吾不迁矣”。最豪横的是这一句：“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”即百姓不可放纵，决策不可更改，决心一条道走到黑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此时的子产，如同换了一个人，四年前“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”，早已抛到九霄云外。三是一意孤行。郑国大夫子宽就此提出批评：制订法令不厚道，后果尚且贪婪；制定法令存贪念，后果将会怎样？……然而，这些话如东风过耳，子产并不回应。
子产作为春秋时的政治家已载入史册，“不毁乡校”一节，作为一项善政，其嘉言懿行流传后世。唐代大儒韩愈甚至作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专门歌之颂之。这则史实至今仍广泛见于各类文集与教材之中。然而，《郑子产作丘赋》却少有人提起。当然有人曲为之辩，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中有载，道是：“春秋之世，兵革数兴，郑在晋、楚之间，尤当其剧。”如不加重赋敛，“岂得全无赋乎？”内政外交需要钱啊！不过，也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今子产于牛马之外，别赋其田”，“一丘出两丘之税”。且不说子产的无视民意、刚愎自用，仅就加重税赋，激起民怨本身，至少不是一桩善政或仁政。“苛政猛于虎”，则是孔子后来的总结。
两起事件，相隔四年，差异之大，令人瞠目。所以，黎澍先生说，子产不毁乡校，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。其实即便在古代，对于子产的评价也是多元的。孟子在《孟子·离娄》中就说过，子产“惠而不知为政”。苏轼在《论语说》也说子产：“有及人之近利，无经国之远猷。”
